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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时长达9个月，足迹遍布15个省份。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特黄做受大片又粗又大又黄，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调研特黄做受大片又粗又大又黄，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曾悲观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的他，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至于改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动员华侨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1939年，中国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华侨回国困难，不清楚国内状况。陈嘉庚于当年12月6日电函蒋介石，表示将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

“民族复兴是陈嘉庚从始至终的愿望，在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之前，他已在实业、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国之道。他最初是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的。”宁一说，“但他为何在9天之后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嘉庚先生的眼睛，帮助观众了解1940年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和侨务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亲身体验到的‘延安精神’。同时，我们也想通过陈嘉庚的视角来比较延安和重庆。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会问：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展览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

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份1940年7月从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汇往重庆的特殊汇款单。收款人是慰劳团第一分团成员甘进德，汇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汇款总额为“国币”700元。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陈嘉庚要求慰劳团成员费用自备，并多次叮嘱团员们要节约、耐苦，所到之处尽量起居简单，膳宿费自理，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

“我们的展览有两条线，明线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记录看延安，而暗线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闫媛媛表示，“嘉庚先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去延安的。张楚琨送的《西行漫记》，在重庆时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其见面、洽谈等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笔。”

“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馆，可见其前瞻性和创新精神。今天博物馆举办各种以‘侨’为主题的展览，讲好华侨故事，传承华侨优良传统，都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嘉庚精神’。”宁一表示。10年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发挥博物馆的职能，通过展览陈列、社会教育、藏品研究、开发文创等途径，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内涵，向公众讲述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