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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后辈更常见的委托人是老人自己。活跃在抖音上的写手韩萌，就是从老人身上捕捉到了需求。那是一年国庆节，韩萌受单位指派采访一位退休干部。韩萌的任务是了解老人对单位的贡献，但老人更想从青年甚至童年埋下的种子聊起。韩萌意识到，老人的一生经历了大时代的波澜，他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当有人愿意倾听时，他乐意回溯总结，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个人在单位工作的经历，要放进他个人历史中来理解。”公众史学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陈新也有类似的经历香港国产一级理论片，在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任职期间，他曾受学校委托，抢救性挖掘85岁以上的老教授在校任职期间的事迹，以弥补校史文献的不足。然而，陈新很快发现，如果只是关心老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很难与老人建立信任。研究中心采访了几十位老教授，最终为每位老人都做了一本口述史。

丁满有意识地给委托他写作的老人作了分类。有的老人快退休了，知道单位要为他办一场欢送典礼，就想找人记录自己的一生，把回忆录作为资料保存在单位；还有的老人是为了增进儿女、子孙对自己的了解，以丁满在北京的房东为例，两位老人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退休教授，孙辈出生、成长在海外，与老人交往甚少，老人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是怎样的人香港国产一级理论片，便请丁满将他们一生的经历写成了20万字的回忆录。

韩萌告诉记者，目前回忆录出品没有标准可言。从业者的能力、审美差异很大，通过平台晒出的回忆录包装品质也千差万别。更难把控的是文本质量。通过比对从业者提供的回忆录文本，《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一些回忆录偏重抒情胜于事实，将传主的个人经历传奇化，也有一些回忆录会更注重事实核查，力求将传主的口述与档案、公开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形成真实、可靠、准确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