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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前述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玉梅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据此计算，在酒店二楼的封闭空间内，玉梅与施暴者独处长达8个多小时。

一般来说，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为了确定受害人的伤害程度，法医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操作规范，通过公对公到医院病房调查伤员，确认伤员当时伤情和客观伤残状况，拟订伤情等级；在出具鉴定结论时，法医学鉴定人除了需要审查送检的鉴定材料之外已满十八自带卫生巾进，一般需要对被鉴定人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或者做必要的辅助检查，特殊情况才实施书面鉴定。

在玉梅的自述中，贺某阳先是冲进卧室扇她的脸，而后将她拖到户外殴打。她向路过的外卖员求救，对方替她报了警，并将她送往最近的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诊断结果显示先兆性流产。但那次报警没有留下笔录，“警察过来以后，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在房间里睡觉，他妈妈来开的门，”玉梅称，“警察都没有看到他人，就说转告你儿子不能家暴，然后就走了。”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到玉梅时，是2023年7月的一个上午，即使是白天，玉梅也将窗帘紧紧拉起。为了更方便地就医和处理诉讼相关的事宜，玉梅在成都租了在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外是公用的走廊、洗手间和厨房，一旦合租者带朋友回来，或是有人敲门，她都会条件反射般将门反锁起来；晚上睡觉时，她从来不敢背对着门。

2023年7月下旬的一天，嫂子打开房门，看到玉梅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她喊玉梅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她不知道的是，玉梅偷偷上过楼顶天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8月，在家人陪同下，玉梅前往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闯入性回忆，查及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2024年2月初，因腰痛不适，玉梅前往医院，诊断出左肾萎缩；4月18日，她再次就诊时已满十八自带卫生巾进，医生告诉她，她的左肾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在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看见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还没走出医院，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起来；8月，双肾显像报告上同样的位置，她的左肾已经缩成了一条难以辨认的细线。10月末，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功能不可逆的同时，还在CT检查单上看见她的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等法条，将抚养权判给了玉梅，“被告贺某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至其十八岁为止的生活费......“判决书同时指明，如果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发稿前已满十八自带卫生巾进，玉梅暂未收到抚养费。